AOA电竞官网:在林业局工作的叔叔是家里唯一能教我英文的人｜三明治
发布时间：2024-04-19 23:44:56 来源：AOA官方入口 作者：aoa全站入口
据说每过七年，全身的细胞就会更替一轮。大脑内部神经元之间的联结被不断撕裂、再生，过往的记忆也随之断裂。像无人可见的颅内烟花，轰然作响，又悄无声息。嘭，嘶，gone with the wind。
关于童年，我能讲述的只有一些零散的画面。没有确凿的时间。原谅我，孩子对时间的意识是没有刻度的。
那是一个雨后暑气蒸腾的夏日傍晚。我一级，一级地登上漫长的水泥阶梯，走进“山门”。两侧是南方巨大的常绿树木，树荫遮盖如蓬。叔叔的办公室似乎在二楼走道最西的一间。玻璃窗朝外半开，木边框漆成那时常见的墨绿色。日头将最后一段未尽的霞光投进来，窗外微微摇摆的树影，让我感到仿佛置身于满目绿意的湿热雨林。
办公桌的抽屉里，有一组摩挲得起了毛边的方形画片。香蕉，苹果，汽车，猴子。有图画，有汉字，背面还有英文。这大约是叔叔买的，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有可能教我念英文的人。他们说，他是“大学毕业生”，有文化。他们还说，他考过九十多分呢。他高高瘦瘦，戴一副框架眼镜，总是穿有笔挺裤缝的西装裤，白衬衫系进裤腰里，因为高瘦而显得有点驼背。
我将头探出去，长长的过道里，暮色将至，空无一人。我听不到他皮鞋底在水磨石小花砖上清脆的回响了。我怀疑他不会回来。
你有过这种感受吗？在长久晦暗不明的混沌里，有一个人好像是透过窗隙的一缕明亮光线。你无限渴望留住它，一次又一次，让内心昏暗空寂的角落被照亮。在那时的我心中，他曾是，也将永远是。当然，孩子是不知道什么“永远”的。
在人生的前三十年，我从未对人讲述这个画面，包括对叔叔本人。以至于，它一点点褪色，细节如同木叶般从枝头纷纷掉落，直至无从确认它是真实或是梦境。我确凿知道的只是，那个地方叫“林业局”，是叔叔上班的单位。
不明白自己生活的只是一个逼仄普通的南方小城；而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、拥有14亿人口的广袤土地上，这样的小城有几千个。
不明白自己出生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——外婆家昔日的微光，早在60年代那场席卷而来的运动中熄灭；高中毕业的母亲，原本在本地棉纺织厂的实验室里做定染调色，25岁的她刚经历工厂改制和下岗买断。这个家庭，正依靠农村出身的父亲白手起家奋力拼搏。在一个似乎风起云涌的时代，每个人憧憬着积累财富、改写命运，也在风暴中摇摇欲坠。
更加不明白的是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，让独生女也天然地背负起家族的期待。自呱呱落地起，就预约了十八年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争。
而有些是单独属于我的规则。比如每学期都要拿到“好孩子”奖状，得“小红花”。园里老师因我的优良表现，曾对我父母称赞，“这孩子，将来是清华北大苗子。”
“清华北大”。这四个字被父亲视若珍宝，他喜不自胜地在亲戚面前念诵，像是手捧了算命先生的预言。他们夫妻在只能抽一次签的情况下，幸运占得了一个“上上吉”的孩子。我还睡在父母中间时，常常早上醒来，听到他带着一丝怅然说，“我又梦到坐在高考的考场上了。铃声响了，我的字怎么写都写不出来。”
又一次领取水杯，隔壁的孩子突然问了我一句什么。那孩子总穿着同一件蓝白条纹衣服，剃着奇怪的短发，鼻涕直流到嘴边。在男女生共用同一个洗手间的年纪，我甚至不清楚他/她的性别。没有别的小朋友愿意搭理他/她，都叫他/她“尿孩子”。
老师大声叫了几声我的名字。我赶紧上前。剪着标准女式短头的中老年女老师，坐在讲台前的椅子上，让我伸出手来，打了两下，或三下。“啪，啪，啪。”
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哭。当然，错了就是错了。不听老师的话，还有什么好说？那天的气氛像天色一般阴沉。我忘了父母是否就此说了些什么，也或者什么都没有说。但我独自在渐渐昏暗的房间里，低头默默地数着木地板的拼接缝。
一种心情结成疤痕的过程，是很漫长的。有时候，它表面正常愈合，内里却如同一条慢性诅咒，渐渐长进身体里，每逢阴雨天就显露它的爪牙，让人隐隐作痛。
据说就是从幼儿园期间，我暴躁的脾气日现端倪。他们说，“这么点个大，就这种脾气，长大了还得了？得育一育”。有时候，父亲将我从自行车后座的小竹椅上抱下来，任我边哭喊边追那与我一般高的、不停向前滚动的车轮。
我跪过很多房间的木地板。大部分时候，房间门一关，只剩我跪着发呆。白天，傍晚，有时跪着跪着，天就黑了。我看天空，我数木地板上的格子，我学着变换姿势，松快一下跪疼跪麻了的腿脚。
若有人在旁调停，我的“刑期”可酌情减免。叔叔力劝过，几次以后，他那微弱的影响力也渐渐失效。那时他从西北林学院毕业没几年，在九六年——大学生尚包分配的最后年限里，他曾眼含热望背着行李去昆山，“下海”打工，最后被我父亲找回，托人安置在县城林业局。我曾听爷爷心疼地说，他最后连铺盖卷儿也没能带回来。
一家人热乎乎的期待渐渐冷却。父亲十五岁丧母，十八岁从建筑中专毕业。因为家境负累，又为患肺癌的奶奶治病欠下债务，他从施工员做起，咬牙挤出钱来供他弟弟在城里读完三年高中、又复读一年。四年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用，他想法子每月雷打不动从邮局汇去。学测绘、开叉车、修水泥搅拌机，在工地的烈日下晒得黝黑脱皮，受尽冷眼，自己连一辆上班的自行车也买不起。
在他眼中，出让了读高中上大学的机会，几近于交换了命运。而拼命供出来的这个大学生，虽是家族的荣耀，其实也还是个愣头小伙——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，看不惯城里的世故人情；在火车上被人把仅剩的生活费摸去，还得靠他出面借钱填补亏空。
然而，孩子有天生的敏感度，他们从来知道谁和自己更接近。在这个家里，只有我和叔叔达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结。每周末来哥嫂家蹭饭时，他总把我从书桌前拉起来，带着我在房间里转圈，甩着胳膊、扭扭腰，一圈、又一圈，嘴里念叨“放轻松、放轻松”。有时候，他教我念简单的英文单词。他脸上有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明澈笑容，我几乎没在身边的长辈身上见到过。我总感觉，打我记事时，父亲的躯壳就已经沉重得像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。
有时叔叔会带我出门。我因此拥有了一些不起眼的小玩意：一把带蕾丝花边的粉色玩具伞，不足巴掌大的小白瓷瓶。那是我套圈没套到，叔叔花一元钱买下的。回家之前，我们约定决不说是他买的。浪费钱去购买花里胡哨的无用之物，在我家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。那天我躲在卫生间的水龙头下，把瓷瓶灌满水，再倒掉，来来回回，假装养护一支从不存在的小小鲜花。
无法从地板的封印里解救我的时候，他只是沉默着坐在我的小床边，看着我跪。那时我已大了些，学会用一种毫不在意的欢快语气说，我知道怎么跪，腿不会麻了！只要把两腿分开，坐到地板上就好。
他仍是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看着我，不说话。猩红的厚重天鹅绒窗帘半掩，窗边夜幕缓缓降临。他只剩一个高瘦而迟疑的身形，略略有点驼背。
一次出差后，父亲带回一套硬壳的上下两册《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》。“小学生”，一个让我陌生又带着一丝敬畏的词。从那一刻起，发令枪响了。父亲将我按在了起跑线上。
像是被一种可预见的愿景点燃。他深谙学习之道——假若人生是一条跑道，自然“什么阶段就做什么事”，超前越多越好。简单的逻辑推理。
打一年级入学那天起，他就为我制定了周密的生活准则：每周一到四，放学后立刻回家写作业；周五、六5点-6点可以收看一小时动画片；周日不可以，因为要收心。上下学由母亲接送，不可以擅自和小伙伴玩耍。寒暑假的任务，是买来超前两个年级的数学练习册做完。
那两年，他因工作压力和酒场应酬总是深夜归家，只能隔三差五在饭桌上见到。我常常看着他为一张97分的学前班数学试卷，为一个孩子气的不恰当比喻，当着全家人在饭桌上怒吼，摔门而去。有时一早醒来，我的数学练习册被勾出几个错处，早餐又是一场关于“粗心”的思想教育。很难想象，他是怎么带着酒意摸黑做完了这些。大概多排除两个错误，人生的希望就会再多几朵微茫的星火吧。
父亲常说一个故事。他小时候顽劣得很，逃学、捉鱼、打架，和镇上的街溜子们厮混。初三那年，七门功课有五门挂红灯。他满不在乎地退学回村，觉得不读书照样能活得好。放牛、放鸭子，他养出的牲畜都很灵，识得他的声音。它们吃草，去水塘里游水，他就在旁看小人书，一看一下午。直到有天，七八只十来斤重的鸭子，在田埂边纷纷倒地。——鸭子踩坏了人家不少水稻，全被毒死了。
没人看好这个十五岁的野孩子。他借来唯一一本能借到的数学习题集，从初一开始补起。每夜只睡三四个小时，点着煤油灯独自在腥臊的羊圈里做题，直到能四十分钟做完满分数学试卷。如此一门门攻克，除了语文难有大突破之外，一年半时间，他中考考取了全县第二。
他说，人生就是没有退路的。考完那天，他在城里买了一双凉鞋，一本高中学习资料，他要让弟弟以后读高中上大学。
小学前，他给我讲过不少故事。但这是唯一反反复复讲到耳朵起茧的。还有一些是从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和《成语故事集》上看来的。那时我常缠着他，直到他笑着把“黔驴技穷”的故事重复了好几回，我们都明白，他肚子里的故事，只能陪伴我到这里了。
我时常困惑，那个一提到学数学就严厉到不近人情的父亲，和曾用小梳子挠我脚底心、硬胡茬蹭我脸，听我咯咯笑的父亲，以及夏天让我把手心贴在他冰凉啤酒肚上、管他叫“胖子”的父亲，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。
有很多个漫长的周末下午，父母上班而我无人管辖，被独自锁在家中。顶楼西晒的小房间闷热难当。日光透过玻璃窗框，在地板上悄然投下痕迹。我从垫着发黄旧报纸的书橱上，取下一本来来回回读过许多遍的书——有时是《简爱》，或者《呼啸山庄》。然后用高高低低的凳子，将自己层层围坐在房间中央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未想过打开外面上锁的铁门，甚至哪怕离开这房间。仿佛“阅读”这在父母眼中唯一合法的娱乐，是独属于我的小小庇护所。
还有一些时候，我斜坐在书橱和靠窗的桌子拐角，把身子深深埋进天鹅绒窗帘的褶皱里，就像躲在舅舅家书房里偷偷读书，却被表哥揪出来的小简爱一样。直至背后的光线渐渐昏暗，楼下传来熟悉的摩托车轰鸣。我飞快将小说扔进窗帘背后，回到书桌前端端正正地坐好，脑子里的情节还在翻江倒海。是的，我也低微、矮小、不美，但我的灵魂和心，也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。
那段时间，我开始连绵不断地做有关飞翔和坠落的梦。从房间朝南的窗户踩出去，头顶挂着发锈的衣架、风干的衣服和腊肉咸鸭。越过栏杆，立在布满细小孔洞的水泥窗台上。左边是我们的大院，住的是与父亲同单位的施工员及家属，有一模一样灰扑扑的阳台，热水器的水桶和太阳能板反着金属的光。右侧窄小的河滩被辟成菜园，这几栋集资自建房马桶里流出的生活污水，就是天然肥料。
白天，卡车轰隆隆地运送建材，水泥搅拌机和工人们的喉音一般沙哑。而漫漫长夜，我听到虫声、蛙鸣、犬吠，猫在发情，蝙蝠误入猩红的窗帘背后，展露半片黑翼，然后在微弱的小夜灯下一圈圈盘旋。我以为那是某种鸟类。开大灯，它消失，关灯，它又出现。开，关，开，关，它飞翔好似永不停歇。
我向前伸展开双臂。有时从五楼坠落醒来，有时滑翔过零落的几栋楼宇，前方就是教科书里写的，“一望无际的、绿油油的田野”。碧空明朗清澈，被日光打得透亮。我成为这光亮的天地间仅存的一只鸟，飞过一扇扇窗台，俯瞰一间间密密麻麻的痛苦和。风拂过翅间，直至在西天的晚霞里缓缓着陆。
生日时，新婶婶送来一人高的毛绒大熊，拍拍它松软的胸口，电子组件会吱呀唱一首《生日快乐》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整条心相印面巾纸，带着香味，软软的。我收了很久，也没舍得用完。但这并不能消除我对她的嫌隙。实际上，后来我怀疑这可能是一种有意的交换，以收买我对她的善意。
婶婶个头略矮，脸孔圆润，总是喜洋洋地笑着。能干，也精明。学问不高，卫校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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